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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是优秀的小镇做题家,但我却是个普通人

来源:猫知天下  时间:2021-10-08   作者:猫猫   
原来我从高中开始追逐的标准体系,看到的同龄人身上的光芒,也只在这套竞争体系里闪耀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“不够努力”这件事都是我的心魔。我从高中开始失眠、低动力、记忆力差、经常性情绪性进食,长时间陷入抑郁和焦虑,这样的症状被我带到了大学,形成恶性循环。我身边的朋友们陆续确诊抑郁症,普遍得像流行性感冒,但他们的躯体化症状在交流中似乎都比我更严峻
 
我是高中出国的。读高一的一天,我爸问我:“你想不想出国?”我说:“不想。”但我还是出国了。出国前的期末考试,英语满分一百,年级平均分五十,我考的正是五十。
 
以前我一直想学中文,学写作,老师和朋友们也觉得我有一点语文应试教育的天赋,随便考考,分数也还行。
 
 
出国后,这条路就行不通了,所有课都是英语,我要从语言学起,文学课每次都是煎熬。课上随堂写作,同学写完了,我刚查完单词开始读题。代数课反而还好,可以跳过生词,一边猜一边写。
 
我读的美国高中是所公立高中,我父亲在当地访学,我是以家属身份入学的。学校里基本都是本地人,大家从幼儿园开始就认识。我是半路转来的国际学生,英语不好,听不太懂,又自尊心强,怕露怯。我用的还是中文本名,对有的美国人来说,发音有点拗口和奇怪,引来玩笑。玩笑也许没有恶意,但我刚来,还没学会消解,于是就自己孤立了自己。我们年级里有个中国女生比我早半年入学,她成了我唯一的朋友。只是她有绿卡,不是国际学生。
 
从我读书起,在国内,因为户籍关系,我一直是个借读生,直到初中有了户口,才取消借读身份。“一所美国公立高中里的国际学生”,让我觉得我仿佛又回到了借读的尴尬状态。
 
我爸有朋友在美国,他们的孩子里,有两个女生和我同校,一个姐姐比我高三届,一个妹妹比我小几个月,同级。我们住得很近,虽然她们会中文,但除非必要社交,我也不和她们说话。
 
 
她们的事迹我都是从我爸那里听来的。
 
姐姐成绩优异,三年就修完高中学分,很早就在她爸爸工作的实验室里当志愿者,未来准备女承父业,考医学院。“高中学分很容易修,学医的话,最好早点申请进实验室。”我爸这样跟我转述。
 
在她爸提供的升学指南里,只有早早进实验室,搬几年砖,才能向大学真正证明你对科学持之以恒的热爱。所以,高中进大学实验室当志愿者是必不可少的一环,几乎每个有志于学术的华人家小孩都会去。
 
妹妹从小学芭蕾,爱画画,同时在上阿拉伯语和法语。她父母也在摸索着升学标准,并乐于助人和我爸分享他们的新发现,“要提高申请大学时的竞争力,就要上上IB课(大学预科课程)。”当时我对IB一无所知,但已经根深蒂固认为,想上大学,得上IB课,上得越多越好。
 
我唯一的朋友说,她早年移民的亲戚告诉她,美国大学除了看学术成绩,还看课外活动,一定要参加体育运动,不然没有竞争力。亲戚的孩子在跑越野跑,便推荐她也去。她对我说,“我们一起去参加越野跑吧,冬天还可以去参加篮球的try out(试训)。”
 
出国前,我是那种跑八百米勉强及格的运动水平。参加越野跑,比起生理上的挑战,更多是心理挑战。体育竞技很直观,特别是跑步,你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一群人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,排什么样的名次。
 
十六岁,我在所有人里身高倒数第二,体力极差,还经常挑食。不管是训练,还是比赛,我的进度都比别人慢。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追着别人跑。而整个高中生涯,我都像跑越野跑那样,一直追着别人跑。
 
我们学校上IB课的同学们都有个预期,要么拿IB Diploma(国际预科学位),要么拿IB Program(国际预科项目证书),差别是在毕业论文和课程数量上的要求。当时在美国,开设IB课程的高中只有一百所,绝大部分高中开设的都是AP课程(美国大学预修课程)。我们不是主流,能搜到的中文信息也极其有限。十一年级时,我没有预期,也不知道标准,甚至于没和人交流过,就盲目地报了七节IB课。
 
我们学校IB课的老师不太讲课,主张大学式教学课堂,主要是回答学生对阅读的提问,进行内容补充,经常有阅读小测。七节课都有大量的阅读,和写不完的作业,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,几乎没有一天是所有课都按进度完成的。
 
很快我就从自信心受挫,演变成对上学的生理性厌恶。每天凌晨四点才能睡着,早上七点起床上学,神游、犯困、感觉海量的信息从左耳塞入我的大脑,从右耳钻了出去,脑子像坏掉了一样,什么都记不住。
父母是优秀的小镇做题家,但我却是个普通人
 
 
后来,我连想到“申请实验室”都觉得羞耻。一个连课都上不好的人,怎么可以那么好高骛远。
 
高中毕业前,我偶然看到一个同学的成绩单,发现她选课逻辑和我相反,但GPA高达4.53。选必修课里,我能选IB课时就全部一股脑地选了。而她的必修课主要以普通课为主,只有少量的IB课。我们学校算普通课的GPA满分是4,IB课是5。理论上,只要普通课尽可能拿A,上一些简单的IB课,在IB课的成绩加成下,总GPA就能高出绝大部分人一大截。
 
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这场升学竞争中,笨拙得可笑。
 
 
 
失败等于不努力
 
 
 
 
我的父母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们的教育轨迹和生活路径是:农村出生,考上当地城镇最好的高中,十几岁考上大学,来到省会。相识、恋爱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,在三十而立的年纪,考研去了一线城市,硕博连读五年。他俩一直活得紧巴巴,毕业后工作攒了点钱,终于在知天命的年纪,掏空家底,贷款在一线城市郊外买房落户,我读初中时,我家终于解决了一直在倒计时的户口危机,让我能够名正言顺地在一座城市参加中考。
 
可以说,他们就是上个世纪末,这个世纪初典型的小镇做题家。有起有落,但他们笃定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。从乡镇考到城市,到申请访学去国外,他们通过不断地转学给我换考卷,期望我能完成他们卷面外的遗憾。
《少年派》剧照
我高中给中文课老师当了两年助教,老师是个早年移民的华人,知道我父母一路轮流陪读了整个高中,她跟我说过好几回:“你爸妈真的不容易,你要好好努力,才对得起你爸妈。”但我太笨了。
 
申请大学,我备考SAT时,我爸说,“这么简单的东西,你不应该拿满分吗?”我不敢顶嘴,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翻字典,做一打又一打生词卡,让我看起来很努力。有句流行的话叫“你行你上”,他十几年前读研究生时也考过GRE,当时满分2400,他自学考了2400,只是当时太穷了,他没法自己出国。
 
“小镇做题家”出圈后,我意识到,我的父母就算小镇做题家。有朋友跟我说,她觉得自己也是小镇做题家,凭借着一路做题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求学,却发现在十几年教育资源的差距下,做题只是追赶的第一步。我还挺羡慕她的,至少他们还会做题,我连题都不会做。
 
 
早些年,和国内的一些朋友聊留学,有个普遍认知是,出国的大多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,但凡会做题就不会选出国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因为出国前最后一次考试的失利,我觉得自己似乎的确不如国内的同学。我在上大学后也遇到过一些参加过高考,又重新申请出国读本科的同学。他们各不相同,有的有更强烈的年龄焦虑,有的则更明确自己的方向,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但无一例外,聊起高考,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逃兵。
 
而在小留学生的圈子里,申请季时还有一条鄙视链,大概是没申到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前30名的就是混文凭,我这种读美高的就更是了。其实决定排名的因素有很多,并不代表绝对的学术实力和学校水平,但排名的确会决定学校的命运和未来的生源。于是一些大学也开始琢磨排名规则,靠着拉赞助砸钱刷榜,名次一路走高。高排名吸引了更多只看名次的留学生涌入校园,更多留学生则意味着更高的学费收入,反过来有助于排名。
 
 
 
 
《小别离》剧照
我有朋友收到过环境和氛围更适合他的学校offer,但因为学校排名不够好,他害怕未来竞争力不够,选择了排名更好的学校。但人和人之间的比较系统,像一个大型的真人实景游戏,有时候,你以为看明白了游戏规则,结果环境变化,你还是会被规则摆布。我那个朋友在排名更高的学校读完四年,发现这点排名优势太弱了,甚至因为学校给分严格,他拿到的GPA,横向比较时,反倒处于下风。
 
美国大学GPA的满分是4.0,但是每个大学每个系,甚至于每个教授都有不同的评分标准。网络上绝大部分会晒成绩的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,人们很少思考如何去衡量不同标准下产生的单一数字的含金量。甚至,默认国外的绩点比国内的绩点水分更高也成为常态。
 
在这样的认知下,告诉大家“我失败了”,并不是告诉大家“我能力不行”,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“我不努力”。
 
《垫底辣妹》剧照
我自己选大学时,想读A校新闻系,但我爸觉得A校中国人太多了,不利于我融于环境,不如去B校学物理。B校的城市以雪季著称,而我读高中的城市以常年多雨闻名,我被糟糕的天气已折磨太久,还是选了A校。结果A校的雪季更漫长,每年从十月底开始,下到次年五月初。
 
上了大学后,很长一段时间里,“不够努力”仍是我的心魔。高中开始的失眠、低动力、记忆力差、经常性情绪性进食,长时间陷入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被我带到了大学,形成恶性循环。我身边的朋友们,也陆续有人确诊抑郁症,普遍得像流行性感冒,但他们的躯体化症状在交流中似乎都比我更严峻。
我以为只有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才是生病,而我只是因为太懒了,还不够努力,产生了负面情绪。直到毕业后,换了两家医院,都拿到了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的确诊报告,我才意识到,也许生病的苗头早已显现。
成为普通人
 
我的大学前半段都在自我较劲,一个是读的大学排名处于小留学生鄙视链里的下游,我总想弥补高中的遗憾;还有一个是,遇到的人大多都太优秀(当然,也可能是我只看到了优秀的人)。
 
我想要弥补的高中遗憾里,第一个遗憾有关进实验室,高中华人家小孩必进的理工类实验室,我没进成。而大学里,只有相关专业的学生才能进实验室,所以大一在新闻和艺术双专业的基础上,我申请加了物理专业;第二个遗憾是高中的履历不够漂亮,没什么社团和志愿者,于是上大学后我前后参加了校内外十来个社团,交友的,竞技的,和专业相关的,社区服务的;第三个遗憾是几乎人人打工的高中,我没工作过,所以进入大学开始,从大一食堂打工拿社保号开始,我一共做过四份和专业无关或有关的校内工作。
 
 
 
《二十不惑》剧照
但所有的这些事情,反而让我更焦虑了,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。那时我周围的同学里,好像人人都目标明确。我开始跟踪他们的社交媒体、领英,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。新闻系的同学,有人大一开始在电台当DJ,我就跟着去做平面设计。几乎人人都在各自的社团里有职务,于是我也参选当公关。看到他们在校媒工作,于是我也申请。
 
这种同时修三个专业,大量参加课外活动,还兼职工作的状态,一直持续到大二下。但实际上,新闻和艺术的专业课需要大量实践,社团活动和课余打工,又占据了我课余的主要精力。这意味着,我能留给物理的时间实在太少了。我和物理实验课的搭档一起上到第三节课,他已经进实验室了,我连实验报告都没功夫写。
 
有一天,我看着晚上10点要交的物理实验报告发呆到了9点多。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,我这辈子会用到这份物理实验报告吗?我这辈子还打算从事物理科研吗?答案都是否。我终于写了封邮件给选课顾问,说我不学物理了。
 
 
放弃学物理,是我第一次放弃自我较劲,也是第一次如释重负。但放弃一个专业,又感觉像认输,像是承认自己笨,而我不想认输。我爸甚至问过我:“你不学物理,那你学什么呢?”好像我放弃了物理课,就得用另一个专业补上来。我当时也真接连试了好几节其他专业的课,结果都提不起兴趣。
 
真正且唯一让我开心的,是我每学期选修的创意写作课,反而跟专业无关。事实上,所有与记录和表达有关的课程都会让我感到快乐,无论是新闻报道,还是摄影和设计。我感觉“自我”在寻求表达形式的过程中活了过来。
 
上课时,和母语写作者的较量变得更有难度。但活过来的感觉太舒服了,我认命了,选择接受自己作为第二外语者的笨拙。
 
毕业典礼上,我遇到之前物理实验课搭档。两年没见,他先认出我。我们一起走进会场。路上寒暄,他问我最后以什么专业毕业。我说只有新闻和艺术,还有一个写作。
 
 
他学了四年物理。我问他毕业后的安排,他说要去一家公司做研发。“不读研了吗?”“暂时不了。”
 
 
在那一刻,学物理这件事,在我眼里突然失去了光环。原来就算学了物理,早早在大二就进了实验室,到最后也可能只是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谋生,成为一个普通人。
原来我从高中开始追逐的标准体系,看到的同龄人身上的光芒,也只在这套竞争体系里闪耀。读书时,是骄傲。脱离了体系后,我们都是普通人。
(责任编辑:猫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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